那天晚上，稿子写到九点。问了星美，说九点五十分还有场《三峡好人》，这片子没演几场，就快下档了，机会难得。老金不在家，我一个人到了影院，九点四十分。

　　在我前面还有两个人买了这场的票，应该是一对人吧，票都挨在一起。进场之后，场内空无一人，虽然是个小厅，但还是很舒服。临熄灯前，那两位同仁进来，见到我，俩人很是吃惊。片子开场，我很快入戏，虽然两个人躲在一边说话，但丝毫没有影响，反倒更增加了影院的气氛。

　　还是贾樟柯一如既往的味道。宏大的背景，嘈杂的人群，吱吱啦啦的广播和噪音，还有并不俊美的主人公。开场的长镜头大概有三分钟，一条客船，客船上羁旅的困顿的疲惫的脸。大众或者群氓，大家其实都有这样困顿的一刻，只是底层的样貌更容易被人捕捉到。整部电影就是底层的故事，但却充满生命的张力。也许，这是一群被媒体忽略的人，他们往往只出现在矿难、灾害或者回乡的报道中，但他们也是有感情有想法的活生生的人，也有狡猾、细腻或者冲动的一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心里放不下的东西，所以，十六年后，矿工韩三明还是会到奉节找他的麻幺妹，尽管这个买来的女人带走了他的孩子；而奉节的所谓混得风光的动迁组头头，两年后，也等来了他的老婆，久拖不绝的分开，最终还是由远道而来的人做了决断。整部片子故事性不强，那小两口也在开场一小时后悄悄退场，但我觉得这已经是贾樟柯讲得非常好的一个故事了。不是情节，而是情境和情境中的人，在推着故事往前走，生命的张力尽现无余。我倒宁愿相信，越是在那些未开化的人中，这种属于生命本真的东西就越活跃，韩三明咬了一半的大白兔奶糖，绝不逊色于那些俊男靓女间互赠的劳力士手表。

　　电影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肆无忌惮起来，直接把脚翘在前排靠背上。一个人包场，这种待遇，实在生平第一回，爽的要死。直到滚动字幕的最后一行打出来，我才缓缓起身，作为这家影院的最后一个客人，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PS：

　　贾樟柯说，“四五月的时候，三峡好人开拍没多久。有一天，我召集了200多个当地群众演员，拉去一艘船上拍戏。一大清早，阳光特别好，江水清澈，船用帆布包着，光就透过布打到每个人的眼睛上。一开始，他们很拘谨，可以明显感受到在这艘船上拍与被拍的关系。他们会看镜头，不知不觉就会出戏。但拍着拍着，越来越放松，彼此信任，回到人与人相遇，最自然的状态。他们看手相，打电话吃东西，完全忘记了镜头的存在，呈现出生活的本色。往回开的路上，船上热闹的像场联欢会。一船人一首接一首地唱歌，像老鼠爱大米这样的流行歌曲，他们都会唱。十年修得同船渡。我是导演，但我更愿意去记录生活。后来电影剪出来的那个段落，是一遍就过的。”

　　他说的就是电影开头的那一个长镜头，我没有看表，有三分多钟吧，镜头沉稳的缓慢的从每个人的脸或者身上扫过，耳边回响的，是川剧那种低沉又高亢的声响。那种感觉，让我一下子很敬畏。

　　 以下引自许知远：

　　《世界报》对于贾樟柯的一句评价，在翻译成中文后它显得拗口而生涩，却相当传神的把握住他电影中流淌的气质，而这气质正是赵涛的生活中，或者说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通过摄影机……捕捉到了一种身体之间交流的气息——这种交流所讲述的与社会学和心理学表述同样关键却大相径庭。他的导演方法表面上看像粗糙的即兴报道，实际上却细致而有效：将主要角色包裹在不断贴近或疏离的运动关系中，充满活力地把人们司空见惯的世俗情感戏剧化。”

迁徙的鸟：

　　个人认为,本片中赵涛的表演打破了平衡,有一种强塞到剧里的感觉.倒是业余演员们,特别是韩三明\他的工友\小马哥\麻幺妹和她的家人,这些人的表演亲切自然.

　　本片仍然具有贾导的片子的一贯的缺点,节奏太慢,但是明显进步的是贾导对演员的调度大有进步,本片中非专业演员的表现均服从了剧情的发展,这比他以前的影片(如任逍遥)大有改进,特别是小马哥的故事显然是贾导费了一翻心思的,决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

　　最吸引人,最让人着迷的确实是影片宏大的背景下,底层人们的原生态表现,还有就是不断重复不断强化的那种失落的感觉,也就是经济建设大潮中建筑\城市\原有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等在迅速地更新.这样一种情境实际上是我们所处当下时代的缩影,而片子如此真实地描绘和强化了这种情景,使观赏者产生共鸣.但我奇怪的是老外为啥这样喜欢这片子?他们能理解吗?

　　影片最后那个镜头让我印象深刻:在破旧的即将拆掉的大楼之间走高空钢丝的人,那岂不是你\我\乃至当下中国的生存状态的形象表述?未来在哪里?我们去何方?

　　最后我还是觉得片中几个专业演员和为他们设计的剧情不够合理,破坏了影片的完整性,他们的表演也不够精彩,显得很不入戏.也许是贾导想做一些改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