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曾有过豪迈的血性---《黄土地》、《红高梁》和《一个和八个》，充溢着男人的热情和壮怀激烈，它久违了，就像是消失的地平线。于今我们在银幕看到太多的杂耍、庸俗和无病呻吟，我们文化血脉中的情怀和风骨却难得一见。

　　《投名状》重述了我们文化中古老的精神气质（影像风格），为此，我感 概 。

　　难得是惨烈的战争场面，那镜头中游荡着富有质感的硬朗和凝重，我深知其拍摄的艰难，创作者 如 没有一如片中的激情和血性，拍下这样的电影是难以想象的，可它毕竟隆重登场了，一扫影坛的萎靡不振，这是一个启示，中国电影将再造雄风。

　　陈可辛此番携《投》片而来，其壮志不已的雄心通过他的影像风格得已高扬，完全不再是《甜蜜蜜》中那位在情感的高地中缠绵低廻的陈可辛了，他像是一个怒发冲冠的大汉，瞪着一双充血的眼睛，血脉贲张地要鞭挞我们文化肌体中被神话的兄弟之“义”，他是一位批判者，因为他在现实的困境中发现了那个神话的衰落，于是他以《投名状》的名义，掷地有声的发出警示之言。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以为这种反向的警示恐与艺术的理想相悖。

　　艺术的理想的确建立在现实的怀疑和批判上，一个伟大的艺术精神永远是观照着在俗世中浮沉的人类，和挣扎的人性。艺术家当然有责任透过的世事表面的肌理，去发掘其中的内蕴。我们必须追问，《投名状》中所揭示的兄弟之义的沦落和衰亡是否是一种当下的现实----任何一个值得称道的艺术作品，不管它题材源于何处，它所真正要揭示的必定是当下的现实。回答几乎是肯定的，我们的民族正在遭遇前所之未见的巨变，于此同时，我们源自传统的人伦关系也在重组与裂变。

　　中国文化中“五伦”之一“兄弟有义”在这里被质疑，并以惨烈的剧情予以抨击，这种表象的警示或许能满足创作者一时的激愤和哀恸，但它传达出的当头棒喝却恐怕会功亏一篑，原因很简单，当背信弃义成为一种潜在的成功者的“规则”，并流行于世，成为常识，这种动用惨烈影像的警示提供的仅只是一个提醒，而非批判。

　　批判必定来自于现实的缺失，当“ 道义 ”----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古老的传统在今天，被国人遗弃乃至践踏之时，在影像中予以痛心疾首的高扬或许将是一种基于当下的批判。

　　艺术的品格及精神需要重塑失落的传统，并重建理想，尽管现实中的我们可能在身不由已的迷失，乃至茫然无措，但理想，依然是我们心中燃烧的永不熄灭的火炬，它将引领着我们，在传统与现实纷扰的夹逢中寻找一条可能的途径-----但保持和发扬传统优质文化品性的同时，如何与当下的现实取得一种合谐和默契的确是一种困扰，这也是艺术的一种责任，它需要在现实 “ 道义 ”精神严重缺席的前提下，再次重申它的立场----我们拒绝传统价值的分崩离析，我们通过艺术要接续历史的血脉并重塑传统的正义。

　　因此，仅仅具有血性的警示是不够的，虽然我们面对的《投名状》仅只是一部商业电影，它无须承担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但隐埋在这部历史大片中的主题却是整个剧情赖以维系的支撑点，甚至它悲剧性的结局亦要给人以警示，这就必然涉及到对传统精神的认知，必然涉及到在这种认知中创作者的价值指向----因为“刺马”这个来自清末的故事，它的扑朔迷离已为后继的创作者提供了无限的虚构的可能，它可以经由兄弟之义，通达用鲜血凝结成的友情和友谊，义重如山，在中国传统的历史个案中不乏这种义薄云天的故事：当然，也可以通过一如《投名状》这样的故事，兄弟反目为仇，兵刃相见，解构兄弟之义。

　　但我仍然希望，即便处在现实的困扰中，我们仍然可以在艺术的圣殿中寄托我们的理想，再建我们理想的王国，拒绝现实的沦落，拒绝对弥足珍贵的传统价值的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