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五日谈·读书时间》的录制现场采访几米时，有一个细节我不能够不写出来。那就是在节目的录制过程中，我看见几米哭了，我们大家都看见几米哭了。当时，北京市二中的学生们正在表演《向左走，向右走》，这群朝气蓬勃的孩子将几米的绘本《向左走，向右走》改编成了音乐剧，现场表演了最初相识和最后相聚的片断。当时，我就坐在离几米不远的坐位上，我看到他的脸先是由于激动而红了起来，然后泪水从眼眶里涌了出来，他两次摘下眼镜，用纸巾擦拭面颊。在随后的节目中，几米很动情，脸颊一直红红的，有时候说累了，他就用手把自己的面颊托起来，看起来很像个需要人来疼爱的小孩子。

　　认识几米，是从电影《向左走，向右走》开始的，还记得我当时在电影院里哭着拉着男友的手说，这两个人为什么总是一再错过？后来看了几米的绘本，从他最初的《森林里的秘密》到《地下铁》，再到《幸运儿》，在几米的故事里，我一次次地感受到孤单、辛酸和无奈。真正面对几米的时候，我却觉得仿佛已经和他认识了很久很久，从他的书里我早已了解了他———一个有着悲伤的经历、光明的希望的天真的天才。

　　像他的画一样，沉静而柔情的几米

　　很早就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五日谈·读书时间》的制片人约好了，要到录制现场去见几米，录制现场设在百年翰林府的多功能厅里。周一的早晨，为了早一点见到几米，也为了躲开上班堵车的高峰，我６点半就出发了。虽然节目是９点才开始录制，但是节目组７点就开始布景、布灯了，我到的时候８点刚过。这是一个历史悠久、很有文化味道的饭店，录制现场的背景上写着大大的两个字———几米。差２０分钟就到９点的时候，一个胖胖的女子走进忙碌的录制现场，问制片人华越：“几米需要化一点妆吗？”很重很重的“港台腔”，我感觉到，几米来了，于是，我跟在这个女子后面，走出了录制现场，走进了旁边的一个屋子。

　　几米就坐在几个人中间，虽然没有人向我介绍，虽然我从没有见过几米，但我还是能够一眼认出他来，因为他看起来就像他的画，简单而沉静。几个人中间，只有他冲贸然跟进来的我笑了笑，笑得那样温柔那样可爱，好像是和一个老朋友亲切地点头问候。几米个子很小，即便是坐着，依旧能够看出他的瘦弱和矮小。他穿着深色的衣服，脸色有些苍白，宽宽的黑框眼镜后面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传递着友好而柔和的光芒。我就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这是几米第一次到北京，第二次到内地，很多年前他去过西安。几米说话语速不快，语气轻柔，神态也很从容，姿态很随意，一点也没有名人或者大腕的威严。他回答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低下头思考一下，有时候也会随性把话茬拉得很远，然后发现自己跑题了，就笑着说：“我还没回答你的问题吧。”

　　其实，对于绘画，我一直很自卑

　　几米像他的绘本里的小人，平凡、安静而真实。几米出身平凡，他毕业于台湾文化大学美术系。毕业后，他一直在广告公司里工作，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往返奔波于地铁的两端。

　　对于画画，几米其实一直都没有信心，没有人能够体会当初他的那份自卑和无奈，然而他的确很自卑，因为他一直都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也不是一个出众的工作者。最初，几米只是一个执著的“美术青年”，口袋里天天揣着一个小本子和一枝铅笔，走到哪里画到哪里，看到什么画什么。可是无论他画什么，朋友们都说他画得不好，不过是“幼稚园”的东西罢了。渐渐地，几米对画画也失去了兴趣，只当作画是生活的手段、挣钱的方式而已。

　　当几米语气平淡地说到这些的时候，我有些吃惊，我想像不出这样的天才会自卑。然而几米说事实就是这样，他在广告公司干了１２年，后来开始为报纸、杂志画插图。虽然他也想画一些自己的东西，可是没有人支持也没有人欣赏。

　　没有成名之前，几米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每日按部就班地上班，工作，下班，回家。几米除了喜欢画画之外，还喜欢逛书店，那个时候的几米也和大多数青年一样，喜欢影视明星，喜欢梁朝伟。

　　有一天，几米休息，上午１０点多钟的时候，他信步走进书店，随手翻看刚上架的新书，抬头却看见面前有一张非常熟悉的面孔。几米瞪大了眼睛，从近视镜后仔细打量了那人半天，终于兴奋地意识到，他就是梁朝伟。当时，几米异常紧张，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怕自己的贸然打扰了梁朝伟，却又忍不住想上前和梁朝伟说句话，请他签个名。几米紧张极了，环顾四周，却发现除了自己竟然再没有人注意到梁朝伟，他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弄错了。最后，手足无措的几米找不到纸可以请梁朝伟签名，就随手翻开了一本书，当然，那本不是几米的书。几米怯生生地对梁朝伟说：“请给我签名。”梁朝伟拿起笔在几米递过来的书本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戴上墨镜转身走了。

　　当时，几米目送着梁朝伟的背影，感觉有些对不起他，几米想，如果不是自己打扰了他，说不定他还会继续安然地在这里看书，用自己的身姿为书店构建出一道难得的风景。那天，几米因为这场偶遇兴奋不已，走出书店之后，他开始疯狂地打电话，打给所有认识的朋友，他对他们说：“我遇到梁朝伟了，而且我得到了他的签名。”他甚至喋喋不休地说了一整天。

　　那时，我躺在医院里，一直哭，一直哭

　　在几米离开北京之后，“嘉年华”来了，“嘉年华”简直创造了一个游乐的狂欢，人们在飞转的过山车和炫目的跳楼机上旋转、冲撞或者紧急刹车，看到这些，我想到了几米，他的人生就像过山车或者是跳楼机，从平稳到急速，从安宁到危机。

　　１９９５年，几米生了一场大病。生病前，他是那个画插图的无人知晓的几米，而生病后，他出了两本书，这两本书不仅让他终于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画画的人，而且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清新的时代：绘本时代。

　　其实每个人都是脆弱的，因为生命原本脆弱。当几米获知自己被诊断为血癌之后，他开始哭，“一直哭，一直哭”。那段时间，他成了一个一直在哭的男人，一个活在黑暗和恐惧中的男人。生命的无常和疾病的痛楚让几米变得敏感起来。他躺在医院里，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悲伤、最不幸的人，他常常想：“为什么是我？我怎么这么惨？”他跑到医院大楼的楼顶上去，独自思考，他看到医院里有许多许多和他一样不幸的病人。他知道，这里有一千个或者一万个人跟自己一样悲伤，可是每个人都一样，无法克服自己的情绪，城市的壁垒把每个人都封闭了起来，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别人的感受。

　　身体的病痛让几米产生了另外的高潮，那就是思绪的高潮和创作的冲动，他要画画，画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心情，画所有以前想画而没能画出来或者没有时间画出来的东西。

　　从医院出来以后，几米在家养病，羸弱的身体不允许他出去工作，但无论前面的道路怎样，生活总得继续。经过疾病的磨砺之后，几米对于生死和钱财都已淡然，人生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和金钱，将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完，也就成就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快意人生。

　　那一年，几米的灵感如涨潮的海水般涌了上来，他把这些灵感用童话的形式画了出来。他没有想到，他画出的那些带着淡淡的忧伤的诗一样的画面竟然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城市青年，在一颗颗封闭的心灵间激起了清澈的波澜和长久的共鸣。

　　现在，我还是我，还是那个敏感、会哭的我

　　如今，几米还是他自己，天蝎座的他早已结婚，有一个爱问“为什么”的六岁的小女儿，除了吃素之外，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生活中几米一样要吃饭要工作要睡觉，要做饭要打扫要带小孩，家中琐事也会占据他的精力。几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惟一不同的是他拥有了一枝美妙的画笔，将都市里的喧嚣、寂寞、繁华、悲哀演绎得淋漓尽致。

　　前段时间，几米在一条小吃街上看到了莎拉·布莱曼，和当年一样，他又一次感到手足无措，他托着自己刚买的热乎乎的食物，在莎拉·布莱曼面前站了半天，既不知道该怎样上前打招呼也不肯从道路的中间让开。直到这位美女看了他一眼，从他身边绕过去之后，他才向旁边的人核实清楚，眼前的这位的确就是莎拉·布莱曼。

　　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五日谈·读书时间》的录制现场采访几米时，有一个细节我不能够不写出来。那就是在节目的录制过程中，我看见几米哭了，我们大家都看见几米哭了。当时，北京市二中的学生们正在表演《向左走，向右走》，这群朝气蓬勃的孩子将几米的绘本《向左走，向右走》改编成了音乐剧，现场表演了最初相识和最后相聚的片断。当时，我就坐在离几米不远的坐位上，我看到他的脸先是由于激动而红了起来，然后泪水从眼眶里涌了出来，他两次摘下眼镜，用纸巾擦拭面颊。在随后的节目中，几米很动情，脸颊一直红红的，有时候说累了，他就用手把自己的面颊托起来，看起来很像个需要人来疼爱的小孩子。

　　录制结束后，二中的学生们把几米围了起来，纷纷要他签名。他微笑着，一个一个认真地在孩子们的本子上、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每递回一本都会轻声说一句：“谢谢！”我在旁边静静地站着，看着，想起他说过的自己的女儿，自己养的三只猫，自己的平凡和自己的无奈，禁不住笑了。其实，几米对这个世界是心存感激的，世界感动了几米，而几米用自己的画笔感动了我们，感动了这个世界。

　　《人生与伴侣》2004年第22期　　家庭亲子-在路上 人生版